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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导语]出演的《心花路放》、《亲爱的》、《痞子英雄2》三部影片在国庆档接连上映，黄渤可谓出尽了风头。近两年，黄渤在大荧幕上一路奔驰，无论是国庆档还是贺岁档，都在票房和角色塑造上获得了认可。有影评人称：黄渤可能取代葛优，成为内地喜剧年轻一代第一人。
从成腕之日起，和葛优的比较就是黄渤永远避不开的话题。两代电影人，演绎了两代令人印象深刻，但面貌又完全不同的小人物形象。
如果说葛优“冷面热心”生性幽默的小人物形象是过去20年中国人的国民代表，黄渤则是在当下的小时代，为千千万万的屌丝代言。
●葛优为无节操有底线的小市民立传
对于一个社会来说，小人物永远占据着绝大多数，他们是无名无姓的某某某，面目模糊，上不了史书，也立不了传。但大众影视作品时常会聚焦这沉默的大多数，将他们生活中的挣扎与困局呈入世人眼前。
葛优和黄渤，代表着近30年来，中国荧幕两代小人物的经典形象。
1988年，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米家山拍了《顽主》，葛优在其中饰演的三号人物杨重，和于观、马青一起组建了“替人排优、替人解难、替人受过”的三T公司。剧中葛优一脸老实本分和宠辱不惊，却是最具有幽默感和自嘲精神的一个。
从《顽主》开始，葛优成了中国银幕上一类从未有过的小人物的开端，演绎了数个现代小人物。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的李冬宝，《大撒把》里的留守男士，《不见不散》里移民美国洛杉矶多年的无业青年刘元，《没完没了》里老实巴交、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韩冬，《大腕》里渴望干点大事的电影厂下岗摄影师优优，直到《非诚勿扰》里想要抱得美人归的海归秦奋。
葛优式的小人物带有浓厚的王朔“京痞”式风格。这些小人物有的留过洋，也算见过大世面，但却一事无成；有的在时代大潮里被落下，但总有颗干大事的心；有的想发财，但却舍不下身段放不下架子。
他们大都冷面热心，有点小坏，小聪明；他们也有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，嘴上爱讨便宜心里却老实得很，是无节操有底线的主；他们是顽主，为虚无的价值观折腾，言行之中总对世道人心颇多讽刺，却也有点成大腕的念想，虽然总是失败。
从1992年到2010年，葛优这张并不英俊的面庞成为了一张标准的中国“国民脸”，而他扮演的小人物则渐渐走高。到了《非诚勿扰》时，葛优扮演的秦奋已成海归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当初的“出国潮”已经变成今天的“回国热”，当年的小人物，如今已是安居乐业的中产。虽然葛优仍是荧幕上满心困惑的小人物，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都市中产。
●理想主义消退的时代，黄渤为屌丝代言
在葛优淡出贺岁档的几年里，当人们迫切的寻找下一位喜剧之王时，塑造了一系列草根喜剧小人物的黄渤毫无疑问地成了最佳人选。
与葛优式的小市民不同，黄渤走的“款”是民工、笨贼、痞子等一系列出身底层、充满屌丝气息的小人物。2000年，黄渤有了演员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：电影《上车，走吧》里一名刚来北京打拼的农村小青年。后来他又接连出演了《民工之生存》中的进城农民工，《疯狂的石头》里手法过时、情商奇低的毛贼黑皮，《疯狂的赛车》里潦倒的自行车手耿浩，《高兴》里收垃圾的小混混，《斗牛》中憨傻的农民牛二。这些角色多是窘迫而尴尬的社会底层人物，他们莽莽撞撞、为求生存可笑滑稽、拙笨顽劣，面对生活，他们唯一的利器是勇气。
宁浩曾说，黄渤作为演员是“特别亲民、典型的底层人的代表”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黄渤式的小人物显然更能引起屌丝们的共鸣。理想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，金钱是终极追求，屌丝登堂入室，人人都表现得以屌丝身份为荣。过去的葛优式的小人物用贫嘴，嬉笑怒骂来消解无奈与辛酸，如今屌丝则用自嘲乃至自我矮化来抵抗巨大的焦虑感。他们其貌不扬、身无所长、无可凭恃，为着膨胀的欲望发愁，却没有改变的动力，面对现实，他们更多的是逆来顺受。这其中的鸿沟，是两代人面临的迥异的现实所致。
也难怪曾经的“平民导演”冯小刚，已经无法理解这自称屌丝的一代人，并发出了“称自己是屌丝那是自贱”的厉言。
而黄渤塑造的小人物，就是这十年大多数人的缩影。同样是爱情电影，同样是如何赢得美人归的问题，《非诚勿扰》中的海归秦奋与笑笑在感情上的纠结，是中国中产阶层谈情说爱和生存际遇的缩影。而黄渤的《101次求婚》，则是一个经典的屌丝逆袭的故事，一个矮矬穷如何干掉高富帅，俘获女神芳心的美好故事。
●小人物呈现大时代
如何解读小人物？
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小人物，每个小人物都是时代精神的缩影。人们看《阿甘正传》，看的不只是阿甘如何成为传奇，而是一部宏大的美国现代史，以及那个远去时代的蔚然气质。
葛优和黄渤塑造的小人物，也在不经意间为两个时代立此存照。
《顽主》的80年代，中国社会刚刚改革开放，人们开始寻找出路、把握自己的命运。就像影片里一组空镜头摇过的城市景象，已经有保姆市场、鞋帽货摊，有霹雳舞星和时装模特，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被明确界定为某一种典型，正茫然地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，人的内心变得复杂和模糊，干预别人内心的那种权力尤其变得可憎和荒唐。“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，就是我们生活有不如意，我们也不想怪别人，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。”——于观、杨重这种小人物的流行，正是对片中父亲和德育教授所代表的荒唐权力进行的软对抗。影片借于观之口说出了这种观点：“我怎么就这么不顺您的心了？我没杀人，没上大街折腾……非得绷着块儿，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，这才算好孩子呢？累不累？我不就庸俗了点吗？”
一系列的葛优式小人物，用幽默、调侃的方式来看待人生转折时候的迷茫，这与中国人在历史转折时的集体社会心理发生即时映照。当时的作家王朔、梁左等人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时期的生活人物气息，葛优则把他们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而今天的时代，则是一个成功学大行其道，钱才是安全感的小时代。人人都有着膨胀的欲望和野心，时刻想要逆袭，却要面对着比过去更高更坚固的壁垒。
而黄渤式的小人物正逢其时，他的人生经历，他的荧幕形象，乃至他本人都是这个时代风气的注脚。人们从那些个笨拙狼狈，胸无大志的人物形象中，看到自己的仓皇和无奈，并借笑一笑剧中人，来抵御现实的冰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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